讲述者一：K，北京，媒体人，参与了北京的白纸抗议运动。
今年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用政治来解释。
防疫带来社会静态，也导致思想层面的静止。
上海疫情可以说是第一块倒下来的多米诺骨牌。当时有很多想说、想讨论的东西，但是却不可以这样做。这是今年最早积累起来的怨气。上海和北京一样，象征意义太大了。它（防疫上）的幻灭，让市民阶级有了很大的一种恐慌感。
整个上半年我们经历了铁链女事件，又沉浸式经历了精准防疫的崩塌；到下半年，经历了二十大的前期，所有问题都要让步于政治稳定。所有新闻工作者都是能感受到这种痛苦的：没什么新闻可做。十月份除了要感受疫情一天比一天差，还有所有采访对象的拒绝。大部分人用不说话来防止自己说错话。
无论报道主题与政治是否有关，全国各地的受访者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人都是选择闭口不谈。你会觉得社会很静态。当真正感受到社会的这种静态时，我会感到恐惧，一种很深层的负能量。它不光是防疫带来的社会静态，而是思想层面的静止。 “好像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在等。”
每天有大量的关于二十大人事的政治传闻出现，除了这些传闻能取悦人之外，我发现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我了解到很多企业因为防疫政策在缩减（人员规模），因为二十大，企业宁可这几个月什么也不做，一直在等“风向”。
但最后等来的是最臭、最不体面的结果。如果连表面上的体面都维持不住，大家就会怀疑习近平到底是弱到了什么程度。
当我看到这样的结果，大约经历了一个月的挣扎——想要改行。当这样的结果出来后，所有人至少会想象未来的十年会是什么样的，有什么样的预期。我看到的是一片黑暗。在可见的未来里，我只会被这种宣传机器折磨，无法再在这份职业里得到我想要的一种实现感。
我想到最可行的职业是当一名厨师。至少“吃”这件事情，还无法完全政治化。 “我在观察这样的宏大叙事里不再感受到意义的时候，我只能去寻找那个最不可能被政治化的东西。”
北京抗议现场
（一）
上街参与抗议是我从未获得过的一种权利。
其实国内看到“四通桥”抗议的人还是比较少的，因为相关信息很快被删除。我在北京其实没有太大感受，不认为民众会把彭立发当作是一个勇士，或者他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。
很多人寄希望于体制能够自己进行良善改革，这种希望的前提是不触碰到底线。而彭最重要的那条诉求可能已经碰到了这个体制的底线，体制里或者泛体制的人看到这样的标语也许会有些反感，他们不会马上想到这个人做了多大的牺牲，相反，他最大的感受是：“世道要乱了”。
我在游行中听到有人喊“释放彭立发勇士”，但无人跟喊。我在现场观察，认为很多人是疑惑的，可能一方面是疑惑于为什么要喊他的名字，另一方面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。他在国内并没有真正被符号化。现场有人跟喊了彭的抗议标语，但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这句话的来历。
我在现场的观察也消解了舆论对所谓“抗议是由境外势力煽动”的一些污名。现场非常无组织化，大家没有统一的诉求和表达。北京本地人很“贫”，他们会用一些搞笑的话来消解游行的一些尴尬，大家喊完一句不知道再说什么，或者就被几句笑话带过。
现场包含很多派别。有一部分人有政治诉求，他们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自由，包括选举自由在内的诉求；但一旦一边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诉求，另一边就会有人说我们不要谈政治。后者在现场是更大的群体。他们可能只是对防疫有很多不满，但不敢有更多的诉求。整个场面非常和平，我感受到北京警察没有接到要抓人的命令，他们只是让便衣把人群驱散，没有起冲突。甚至可以看到便衣一方面在驱散人群，警察在一边和人群聊天。这是北京相对独特的一种景观。
北京警察很克制，他们的策略也很聪明。他们通过增援从两侧把人群夹住，告诉大家往前走、不要堵在路上；把大家推到十字路口后，通过便衣把人群切成四份，让大家不要堵在路口。分化完之后，再安排便衣去小的人群内部“冲”，边冲边喊“走咯走咯”，再把小集体给冲散，好让小群体的聚集能力削弱，以此把人散开。
后来在干道两边，人们一字排开。警察没有办法再驱赶人群，很多路过的车辆鸣笛支持。但在那个位置，如果人群中有人喊了超过反对防疫政策以外的诉求，就会安静得很快，不是很有人支持。 “虽然令人失望，但这是北京抗议的基本面。”
现场其实没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口号，大家各有各的诉求，不够鲜明。
我不担心秋后算账，当天晚上本来犹豫要不要公开发布一些信息，但后来还是发了。参与这件事是因为我敢于参加，我是一个公民，“我凭什么不能参加”。
上街参与抗议是我从未获得过的一种权利。有人当天晚上看到消息后问我能不能转发，会隐去个人信息，我看了感到有点生气，“怎么这么憋屈啊”。我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做了，如果有人要追究责任，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。
自那以后我收到了很多来自同事和单位的关心，大家来确认我的安全，但没有人指责我。在我告知家人后，他们对此都表示支持，认为年轻人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。
（二）
乌鲁木齐发布会上官员的高姿态让我感到恶心，我需要对此做出一些回应。
我明白在边疆地区那样一个敏感的地方，要做出这样的抗议（乌鲁木齐抗议）是需要多大的勇气。这也反映了防疫让民众有多失望，才会让一直很温顺的中国人去做到这么极端的事情。乌鲁木齐的抗议会让我自己反思，如果我这种有着职业理想的人都不敢走上街头，那还期待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做一点努力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那一刻我是有一些使命感的，可能是职业带给我的，同时我也被新疆的抗议所感染。
新疆的事情让我最不能接受的是：防疫措施阻挡了消防救援。这是三年来被反复讨论、最无法被允许发生的事情，因为它被无数的人讲过。另外，乌鲁木齐发布会上官员的那种高姿态、带着体制的那种骄傲让人愤怒。这种姿态让我感到恶心，我需要对此做出一些回应。
我没有觉得如果因为这个事情被捕，会有什么。我想像如果到了警察局，他们会给我什么罪名呢，非法集会？我也不是组织者。如果以国家安全名义指控我，我当场也没有喊什么“越界”的口号。如果我的职业是以这样的拘捕而告终，我会感到光荣。等我老了，想起自己做过记者的这段时光，我会是满意的。
现场有很多尴尬沉默的时刻。我没有勇气去开启一句口号，在那个时间去快速地思考并尝试带领大家，这是我回头想的时候，发现的自己很懦弱的一点。
现场有很多女孩子，一眼看上去就是大学生的样子。当其他北京本地的男孩子还在那里消解这些口号、“耍贫”的时候，有很多女生很勇敢地站出来，去提了很多大家心中想的那些口号。如果说什么是值得称之为勇气的话，那几幕是触动了我的。我会觉得有些羞愧，当时应该以更加公开的姿态去声援，我绝不应该藏匿什么。
最早在步道上的时候，有人喊了一个关于核酸的口号，有一个北京男生就耍了一个小聪明，开始喊“我们要做核酸”，以这种戏谑的方式很成功地带起了很多人这样喊。明明我们所在的场地是祭奠的核心区域，最开始的氛围是非常肃穆的。大家手上拿着白纸、蜡烛，有人讲了这些天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对此表示哀悼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认为他们讲这些话是不合适的，然后大家笑成一片也是让我很难受的。这会让我觉得，我参加的这个是什么东西。
有个看起来像大学生的女生是最早开始喊“不要核酸要自由”的，另一句是“释放上海被抓人士”。这两条口号其实是当时主流的声浪，但一开始，是在一种尴尬沉默的氛围里，听到一个涨红了脸的女生喊出来的。有些男生可能会主观地认为自己更懂政治，“很油腻”，没有办法很严肃地对待我们正在面临的政治议题。女生是受到这种结构性问题的迫害的，而一些男生并没有实际地感受过这些政治议题带来的危机感。
今年是失望的话，明年就是悲观。
中国所有的议题都绑到了防疫方针上，
如果它不改变，大家便没有办法做预期。
我决定要在国内做新闻，便没有期待有一天能在国内得到那么大的自由，这是一个很务实的想法。我们能够乐观的是，当局有自我调节的能力，或者做相对聪明的事情。前两年生活在北京其实是能够感受到“精准防疫”之红利的，只要民众配合，日子就不会过得太难受。
而我当下最大的难受是，它在蠢的道路上无法停下，它不停地在做蠢事。最早的时候中国政府的“动态清零”方针本身是没有错的。而从两年前编辑部讨论疫情的稿子到现在，记者还是在问政府（为今后的疫情形势）提前准备了什么，政府至今仍然没有提前性的准备或者计划。 【编者按：采访完成于中国转变防疫政策前】
“它不为结束一个非正常的状态而想一个预案。”我们作为公共政策的观察者，是没有办法想像这种愚蠢是怎么造成的。当然有人可以简单地用政治因素来一笔带过，而我对这种蠢则不屑于去解读它。
它前期把大量资源用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上，比如核酸，而政府三年来什么准备也没做，反而把地方财政都掏空。
尽管目前大家已经做了很多抗争，但是以我对中国政府的了解来说，从行动层面来看放开是没有时间表的。既然没有时间表，那么政府要放开，它就一定不会以大家想像的形式在特定某一个时刻放开，而是会以一种最差的情况放开，一种“崩溃式”的放开。这种“崩溃式”放开的结果很可能是两种苦我们都要吃——不光是封控之苦，还有死亡的苦。
目前的中国社会，在解决防疫问题之外，没有别的议题可以通畅地讨论。当你讨论别的，马上就会陷入到“这有什么意义”的思想困境中去。
不管是作为内容生产者，还是看读者对作品的反馈情况，大家慢慢地不再关注一些议题。因为这些都需要建立在防疫的方针能给人们一定的预期的情况上，人们才会对一些特定的议题产生兴趣。
防疫方针在这三年来总是强制地扭转大家的预期，改变大家的计划，以至于很多人在防疫有确定性之前，不乐意有更多的计划，因为这只会让自己失望。很多二三线的城市，政府财力都被防疫掏空了，这种情况下，人们还指望它能做其他什么事情，不可能。在其他诸如教育等公共政策上，也不会有什么有意义的改变，而政治层面就更不用说，“法治建设”等，只会往更差的方向发展，这个也是大家可以预见到的。中国所有的议题都绑到了防疫方针上，如果它不改变，大家便没有办法做预期。
“今年是失望的话，明年就是悲观”。这次参加集会对我而言在能量上是有恢复和补充的，但不代表我对职业和生活的预期有变好。
我一开始参加面试的时候，上级告诉我单位不会做长远发展的考虑。在这样的夹缝中工作，带着这样的预期，我的工作可能随时就会变得不值得再做，这个改变随时都会到来，只能说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目前还在做有意义的报导。
记者这份职业我认为也是一个随时可能消失的职业。